大城市之辩
北京虽然实施着严格的户籍限制,但依然有大量的人涌向北京,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人口的流动呢?
一般而言,垄断资源在哪里,哪里就一定会成为发达城市。北京不仅是政治权力中心,还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学,所以,北京自然成为对所有人都极具吸引力的城市。
在北京2020年的规划中,预计2020年北京的人口是1800万,土地供应目标也是按照这一人口目标划拨的,而北京的实际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2500万,北京吸引人口的能力和它容纳土地是不匹配的。世界各国的首都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东京有将近3500万人,韩国的首尔、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印度的孟买等都集中了众多的人口,这些地方的就业和创造财富的机会多,吸引人口的能力自然也强。
那么,如何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土地约束之间的矛盾呢?纽约采用了高房价的方法,当一些人不能承受纽约的高房价时,他们就会选择在纽约之外的地区居住,高房价抵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自由的人员进入。但在中国似乎正相反,中国政府希望房价越低越好,这反而容易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使得一些城市扩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另外,北京还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聚集了大量的退休官员。中国历史上有告老还乡,即使曾经是宰相,退休了也得告老还乡。而现在的中国都把老干部拉到北京来居住。
城镇化应该是人自由选择形成的结果。比如南方很多县,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四五倍,但它仍然是个县,因为中央不同意你升级为市。当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被政府行政命令干预的时候,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城镇化的。
由于北京独特的垄断资源,未来流入北京的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北京未来人口可能达到3500万人。如果看不到这种趋势,城市的规划就会带来诸多问题。如果我们早早按3500万人口来设计北京的城市规划,现在看到的状况可能会更加合理,比如就不会出现污水问题处理不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城市规划都相对落后,有些小城市扩张很快,但却没有就业、没有产业服务,于是过多的土地反而被浪费了,土地的利用价值被大大浪费。整体来看,一些城镇化率高的大城市,土地供应远远不足,而一些小城镇的土地则存在富裕。
我们的城市集中度还远远不够,分散的小城市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香港一平方公里土地的工业产值大概是350亿美元,在美国大概是57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的土地在工业化的利用价值上还很低,造成了土地的浪费。
市场化的三大核心
城镇化不是人为的去推进,这样只能成为扭曲的城镇化、“伪城镇化”。所以,在推动进一步城镇化的过程中,使更多的资源配置市场化至关重要,城镇化的推进离不开市场化制度的建设。
未来的市场化制度建设,主要是处理好三大核心问题。第一个是产权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或保护产权的制度,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在产权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定价权,比如我们的银行利率设定上限,房价要限制,这些都不是市场化的行为。在产权问题上的不公平,也导致了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对民营产权存在歧视,必然导致分给国有企业的资源更多,而分给民营企业的资源更少。所以,对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对产权的破坏,必然会导致我们市场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
第二个是人权制度的保护。美国人反奴隶制,把奴隶制度取消了;中国反对户籍制度,但至今仍然没有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就是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划分为两类,明显有严重的歧视。另外,人权制度还包括选举权,现在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选票。产权制度和人权制度不进行改革,我们很难实现人的城镇化。
第三个是法律制度的保护。产权和人权制度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制度的保护,否则很难做到公平。
如果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因为市场化的基础是产权独立和自由性,市场就是产权与产权之间的交换。如果没有产权制度或者没有产权制度的保护,怎么可能进行交换呢?
当然,在未来的改革中还会涉及很多制度,比如外汇管理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等,但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改革是最迫切的。有了这三个制度改革,才可以削弱政府审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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