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调控在2010年开始的限购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房地产市场正在变成一个政策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跟中国经济没有关系,渐行渐远。”赵晓(微博)说,他和一些开发商交流,发现他们现在更关注的不是市场预测,而是接近决策核心层的人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发布。
万科总裁郁亮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政策对于房地产业的影响不可预测,企业因此不能做长期的战略规划和部署,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这一轮调控,是调房价,调结构,还是调通胀?”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目前的限购、限价等行政调控手段,都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就是抑制房价,而宏观调控本应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仍然庞大。
哈继铭认为,中国现时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非常薄弱,所以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更多地把资产配置到可以抗通胀的资产类别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房地产。
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表示,房地产加深了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放大了供给和需求的断裂,模糊了公共产品和商品的界限,这不是三年、五年,甚至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过分调控市场,市场失灵;不调控则政府失灵,需要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调控必将长期进行。
制度从未被撼动
在她看来,这种刷新将是体制性的改革。首先,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方式、额度和用途已经到了改革的结点,到了重新审视现有土地出让制度的时候了。
其次,钟伟指出,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就是体制问题,2014年,中国可能改革分税制。
经济学家许小年(微博)则多次呼吁,解决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就要开放土地一级市场,增加土地供应,平抑地价和房价,彻底改变土地和房屋越来越稀缺的预期;此外,为了平衡地方预算,有必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从最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改革土地出让金的收支管理已是势在必行。
在众多人士口诛笔伐“政策市”之时,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将触角深入到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上来。
中国社科院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必须立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结构竞争力。
宏观调控实际上担当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其中,楼市调控正在启动一些过去从未被撼动的制度性变革。“过去、现在和相当长的未来,房地产依然会是热点。”聂梅生说,调控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房产新政必将继续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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