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70个大中城市房价监测数据,个别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近期明显偏快。有关人士认为,一线城市因限购而挤出的投机资本进入人均收入、购房支付能力更低的二三线、中小型城市,将导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有鉴于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始调查分析部分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成因,并草拟新一轮的限购城市的名单,逾20个二线城市有望列入。
这项决策很可能令开发商始料不及。一线城市因限购政策导致价格松动,开发商市场赢利能力减弱,普遍愿望是尽早解冻限购政策。但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继续严格执行,还将扩展到二、三线城市。限购政策履盖面的拓展,至少可以从三方面解读。
其一,一线城市的房价走势证明,限购政策是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 其二,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对炒房资金产生了挤出效应。游资没有资格在一线城市投机购房,迅速把战线转向二、三线城市,推高了二、三线城市房价。 其三,限购措施不会是权宜之计,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广泛推行。
限购令扩展至二、三线城市,虽然房地产市场“深度降温”之说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但开发商面临新一轮大考势所必然。更何况,目前二、三线城市商品住房投资已经过热,库存问题渐趋严重。一旦推行限购令,购房者持币观望的心理预期更趋强烈,存量住房将继续增加,开发商割肉销售的场面必将出现,实力相对薄弱的开发商将在残酷的竞争中自动退场。
事实证明限购令对于房价下降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猛药,这种猛药有助于促使开发商的利润回落到合理区间。但很显然的是,如果在差别化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诸方面配合不力,单兵突进的限购政策很可能令开发商遭受沉重的内伤,因为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毕竟无力与一线城市相提并论。
促使房价回落到合理范围,既关乎经济安全,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调控的其他“组合拳”应该及时跟进。其中应包括对用于自住的首套住房购买者采取更优待的信贷政策,更应包括增大多套住房和超面积住房持有者的成本。而对于包括炒房者在内的多套住房囤积者,应该在持有和交易环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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